钱利娜
长篇非虚构作品《渡》已经写到三分之二，八万字，每一个人物一章，几个人物在新的故事中融合为一个，我几乎是对着采访录音和照片，在键盘上重新敲出了他们的形象。恍若回到中学时代，对着一棵树，勾勒出它的枝叶、情态和它仰望天空的角度、露出的根须。非虚构的虚构，这是我对《渡》的写作方式的命名，我甚至觉得，这也是理想小说的一种可能性。
沿着中国东南海岸线，看看那些在留洋与留守的漩涡中耗尽一生的人们，这是反复深思之后的一个决定。为了这个决定，我进行了整两年的采访。我把这场特殊的旅行称为我的流浪中国之路。
坐着动车，一站一站推进，福建长乐潭头曹朱村、广东台山，回到我的故乡宁波，走进一个海员村，逮住每个可以搭话的人，我用毕了我在人间习得的所有社交手段，企望从那些村庄的村人口中“窃取”更多的秘密。
第一站是曹朱村，福州长乐众多留洋村中的一个，位于长乐市东北端，闽江口南岸，建村于明朝。和闽江口所有濒海村庄一样,常人世代与大海打交道，被海风吹拂的眼睛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撑起白帆，到浪尖上去，要么洗脚上岸，回到陆地上来。到了现代，远方和家园的距离被拉得更长，他们以各种方式越过太平洋，去往异国，并在陌生的土地上定居、繁衍和生活。
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常村在欧美的村民有3000多人，而住在村子里的人已低于1000人，他们的老房子也换了新的主人——一群来自四川、江西、安徽等地的打工者，在曹朱村人祖祖辈辈使用的老井里汲水、淘米、洗衣，而那些曹朱村人打洋工寄钱回来造的一排排五层花园洋房，很多已经人去楼空，或者仅有老人居住。
历史与现实似乎静止凝固，却又缓缓发生着变化。
曾有一家南方报纸专门报导了这个村庄，说：这是一个终将要消亡的村庄。但它的消亡不是因为困顿，而是因为繁华。
选择这样的一个村庄，缘于我对探索人类族群本身的兴趣，他们在苦难和离别状态下爆出的生命之力和人性之复杂，值得我用一支笔去探索和追问。走近打量，在每一个小人物身上的悲欢离合，几乎都折射着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当代史。
怎样在完全陌生的村庄里获得我要的故事？花上几个月的观察乃至一年得到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赔上一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采访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寂寞中，到底值不值得？
采访竟从蛮打蛮撞开始。通过网络，我预定了镇上的一家宾馆。正逢暑期，就带我九岁的孩子同往。第二天，我背着一只双肩包在村子的各个巷口游荡，像一个猎人，手中无枪，却在丛林里张望，希望猎物们能自投罗网，扒开伤疤，向我抖露往事。甚至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行走的九岁小儿，也无意中成了我博取村人信任的“道具”。后来，村子里的老人们说，要不是你带着个孩子，看上去像个正经人，大家更不愿意和你说话。
一个女人，拉着一个孩子，逮住一个目标，就可疑地发问，这看上去确实荒诞而可疑。只有很少的人中了招，坐下来，对我推心置腹。甚至一位从四川来此地打工多年的妇女听了我的来意后，斜着眼在我脸上扫了一遍，说：你看上去也不像个记者啊，人家记者不都是扛着一架拍电视的大机器或者长镜头的相机，你连个相机都没有……说着，她把一盆脏水泼到门前阴沟里，泥水差点溅了一腿。这显然是逐客令了。
我受了她的启发，从包里拿出那架快十岁的单反相机，挎在肩上。记者这个身份似乎比作家好用多了，竟能抓到几个人聊上半小时。事情似乎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当我在村子里流浪到第三天时，村里就开始传播这样的消息：得当心那个带着孩子在村里来回游荡的年轻女人。她不是骗子，就是间谍。
在2015年福建七月的大太阳下，我这个看上去像骗子又像间谍的女人已晒脱了一层皮。四五天的奔走打听，不过是两手空空，我躲在村西口那棵榕树下（后来得知是200年前种下的）哭了一顿，为自己过于莽撞的“流浪”之举。那个落魄文艺男中年蒲松龄的经历跟着曹朱村上空的鸽哨一起安慰了我，据说他为了搜集民间故事，在故乡柳泉摆了个茶摊，听来往茶客讲鬼故事。但又有一个说法，这个穷书生连温饱都成问题，家中常揭不开锅，哪有这份闲功夫到街上听书，只能遁入古书，找他的花妖狐媚了。他的这两个传说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生活是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你不伸手去捉，不跑断脚筋、绞尽脑汁，它们不会自动跑到你的网兜里来。
其实，在我开始在村中游荡之前，我已经拿着单位开出的介绍信去了村委会。西装革履的村支书读了介绍信，获知我的来意后，说今天有一个会要开，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消失在走廊尽头。第二天，我再登门时，他给我的回答是：上次有个记者采访我们，结果采访稿登上去，说我们是个偷渡村，我们村里被镇上批评了。哎，你不要老是坐在村口找人聊天，太扎眼了。上面的人已经来问你是谁，我对上面不好交差呢……
自此，我依托村委帮我寻找采访人物的道路算是彻底断了。
或许在村子里一圈一圈游荡，愚公移山般的激情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没有一个骗子，会像天空中的信鸽一样，只围着一个地方盘旋不去。第二次来到曹朱采访，是在国庆休假，我不再牵连孩子，让他留在家里，我独自在村子里租了房子，并住了下来，采访回来，不是整理录音就是提笔进入写作，到镇上找餐馆吃饭来回得一个多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几乎一天三餐炖粥喝。
好在村人对我的疑虑已经排除，一个打洋工十七年回来的丈夫对我回忆她的妻子怎样因为思念和生活琐事发疯，一个在台湾定居的小木匠有半年时间留在曹朱村，他说起他低眉顺眼的妻，他永远在眺望，在美国，有他十年前出国的女朋友，还在等着他兑现多年前的承诺。他在爱情的两头跑，似乎永远不能靠岸。一个其貌不扬的酒鬼坐在榕树下，向我展示他脑袋上的疤痕，他从楼顶摔下来时，他的妻子无动于衷。他开过拉拉车，做过泥水匠，如今养一些牛羊度日。年轻时，父亲在海运公司工作，尚有一些倚靠，娶了来长乐打工的四川女子。十多年后，妻子无法忍受贫穷，偷偷出逃。他羡慕出国多年的哥哥，却终日依赖酒精，养了一辈子的鸽子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一个女人坐在她一个人居住的出租屋里，每个月为出国的丈夫祈福，希望他早日拿到绿卡回国。但在村人的叙述里，她的私情被和盘托出，年轻时，恋爱不顺利，先后卖掉两个孩子，如今，丈夫出国在外，她与一家寺庙的和尚士产生情感纠葛。在现实的尘埃中，一个个故事蘸墨而出。而我为了这些故事，在一年里去了五趟，一打开租住的房子，霉味扑鼻而来，夏天的台风与冬天的潮湿阴冷，轮流坐庄，让我犯难。但故事正在积蓄，人物也日益鲜明。我的写作之路有了写生的特质，坐下来，记住每一个受访者的外貌、笑容和身上的疤痕，并用我的理智、情感、审美和世界观去重新理解、熔铸。
第二站是广东台山,趁着去广东开会的契机，我买了一张去台山的车票，联系了我的一个诗人朋友，让他帮忙联络当地有留洋经历的朋友。一个老华侨的儿子坐在他失而复得的洋房里，和我说起他和他父亲的往事。他经历房子被没收，“大资本家”父亲不能回国，来到农村，与母亲、兄弟一起乞讨等诸多人生困境。半世纪风雨打在身上，他用对乡土的眷恋 “原谅”了历史。在酒店的茶馆里，我和一个有着法国血统的中国老人谈了两天，他父亲出国菲律宾，在菲律宾与一个法国裔血统的女人结婚，生下了他。他被送回中国让养母来养育。养母独居一室却悲惨无助，依靠对养子的爱意和对丈夫的思念度日，一代金山伯的女人的悲剧往事，在这座城市无处不在。我在深圳动车站与一位澳门作家交谈了一个下午。在他的童年，他思念并想象父亲的故国中国，父亲死后，因为缅甸排华，他避难来到中国的华侨农场，又重新思念母亲所在的缅甸唐人村。他一生的乡愁，他无法给母亲送终，成为他源源不断的梦境。借助朋友的帮助，我从落地台山的那一刻就获得了身份确认，采访相对顺利，一切水到渠成。
最后一站回到了我的家乡浙江宁波，一个叫定桥村的海员村，村里的男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劳务输出，在船上做劳工，机械的海上生活构成对每一个劳工的精神和生活。在他们的叙述中，我还原一代人的梦想和悲喜，他们中有卡夫卡格力高尔一样的悲剧也有乡土农村上的新游子典型，充实了《渡》的人物长廊。
流浪式的采访和沿途失眠的挑战、长久的焦虑，当我拿起笔的那一刻，转化成了对我的犒赏。背后慢慢囤积着矿脉，我只需要找到工具和方法，就能重新打造成一个个新的工艺品，独特的细节将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和呼吸。细节的丰富性总是与脚印的深刻成正比，我沉浸于人物的命运中，在整理好的采访记录中试着重新咀嚼消化他们的悲喜。也就是在不断推敲人物的尝试中，我发现自己立足的位置有了变化。打磨细节，我用尽了一个写生者匠人般的笨拙。但文学与爱情一样，是一场复杂的审美，不是简单的记录。笔下全新的人物在不断开枝散花，“神秘的命运知晓每一粒尘埃的一生”，那时候，我不再坐在树的对面，近距离地凝望它，而是站得远一点，高一点，对着一棵树在写生基础上的写意，让一幅画具有双重影子。这大约也能被称为我的文学野心——我将用我的语言、结构逻辑和审美，重建一座小人物的森林。在写作中，我被一种更隐秘的激情所鼓舞，在每个人物身上，我发现了灵魂的普遍现实并浸淫于我全部的情感历史——事实上，每一个他者，都是我自己。就如福楼拜所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